美国黑水‘保镖公司’打死伊平民引反恐战争伦理争论

　　战争和战争不一样

　　2009年最后一个震惊国际社会的新闻，是圣诞节由也门基地组织训练的尼日利亚青年爆破客机未遂。奥巴马被迫回应前副总统切尼和一些共和党人士称他“不明白反恐是一场战争”的指责，再次明确表态自己深知这是在“作战”。有小布什例子在先，他的后任或许本能地不愿因为现实世界的无奈，逆民众舆论潮流而承担恶名。

　　小布什从现实操作进入，一开始就触及反恐战争特点。他作出了一些定义和应对：例如，“9·11”是战争行为；本·拉登及其恐怖组织成员是战争敌方，而非应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捉拿的罪犯；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被定义为战争敌方的盟军；受到恐怖战争入侵的国家，有权以战争还击打入敌方及其盟军的本土(这是阿富汗战争的依据)；在交战中被捕获的恐怖分子，不定义为战俘和罪犯，而是“敌方战斗人员”，羁押地点不是常规监狱系统和战俘营，而是特别监狱(这是关塔那摩的来历)；建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等等。这些“布什式改变”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的无奈应对，事实上，面对没有先例的战争形式，亟须国际社会提出一整套类似《日内瓦公约》的规范。

　　在没有规范的情况下，小布什被迫进行的匆忙应对很可能有错，兵者，凶器也，它本身没有完美答案。关键是，对这种错误的批评必须在同一现实层面进行，应该确定威胁，并使提出的新应对措施能有效消解威胁，而不是跳过现实威胁，对有缺陷的应对方式作抽象的道德评判。例如，奥巴马在斯德哥尔摩获奖感言时称：“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发言引来一片掌声，但这段话里有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偷梁换柱，它谈论的是反恐战争的“战俘”处理，但恐怖战斗员根本不是《日内瓦公约》的涵盖对象，就连我们习惯上正面描述的反侵略战争的地下武装抵抗组织成员，都不是《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对象。《日内瓦公约》只面对常规战争。这个设置并非疏漏，而是对非常规战争的拒斥，是避免常规战争变异、避免平民更大伤亡的一个精心设计。100年前，这已经是一个有关战争议题的常识。

　　辨不出敌人的战争

　　恐怖战争是游击战的一个恶性变种，必须先承认它在《日内瓦公约》之外，才可能制定一个合适的新规范。例如，在常规战争中，根据“公约”，战俘是不审判的，应该尽早遣返。这显然不适合反恐战争的以下现实：被洗脑的个人会成为可反复使用的超级杀人机器，被遣返的第二天，就可能带着大杀伤力的炸弹卷土重来。涉及成千人生命的袭击，往往只系于一个“恐怖战俘”掌控的情报。这次圣诞节发生的未遂炸机案的也门主谋，就是关塔那摩的遣返囚徒，根据最近情报追踪，将近20%的关塔那摩遣返人员重返恐怖战斗岗位。

　　回到尼苏尔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反恐战争中士兵与民众的双重困扰。案件虽然发生在黑水公司的保镖身上，但它可能同样发生在反恐军队，发生在任何反恐战区。事实上，同类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起。奥巴马在获奖感言中说：“‘正义战争''概念符合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问题是，以《日内瓦公约》的限定条件来衡量，恐怖战斗员全部是平民，反恐军队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根本无法把他们从和平居民中区别出来。

　　在常规战争中，士兵的敌方是士兵，只要遇到穿敌方制服的士兵，你有权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立即开枪射杀而不受法律制裁。这是士兵的战争豁免权。但是士兵无权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对平民开枪，否则就会犯战争罪。

　　尼苏尔难题是：在反恐战争中，士兵面前只有平民，恐怖袭击者在拉响匿藏炸弹那一刻才“表明身份”。军队攻击的敌方据点绝大部分是民房，恐怖袭击不惜为达到政治目标大规模屠杀平民，甚至包括自己一方平民。在巴格达，许多炸弹都是两三重爆炸，也就是恐怖分子在等待救护人员到达时引发的第二、第三颗炸弹，以造成更大伤亡，阻吓未来的人道救援。

　　在这种战争环境下，黑水保镖的反应是反恐战争中的士兵正常反应。假如以常规战争标准，要求士兵在受到平民攻击之后再反击，显然是对反恐士兵的生命不负责任。尼苏尔事件后被起诉的保镖，全部是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其中3名是前海军陆战队员，针对他们个人历史的调查显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经是不负责任的军人。事件发生时是巴格达最危险的阶段，每月恐怖袭击超过400次，假如尼苏尔事件确为误判误杀，他们的反应只是长期处于恐怖袭击中，以及在财政部汽车炸弹袭击刺激下，遇到违规行车时的本能反应。

　　士兵是被公众指定，去一个大家不愿去的地方，为公众安全，去做我们都不愿做的事情。因此，对士兵的行为规范、豁免权，应该有非常清楚的法律界限，否则是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双重不公正。但现实是：人们还在以常规战争应对恐怖战争，以常规军队应对恐怖战斗员。士兵们没有可在实战中遵循的国际新规则。这种无规则作战，是把常规军人和民众都置于极度危险之中。要知道，仅在阿富汗一个战区，就牵涉43个参战国家的军人。

　　无规则的困扰

　　尼苏尔起诉也传达了规则缺失带来的各方概念混乱。在反恐战争中，假设确实是因为对汽车炸弹误判而射杀了平民，这究竟是不是刑事犯罪，并没有一个国际共识。按照伊拉克政府的理解，黑水保镖应被按谋杀罪或恐怖袭击罪起诉。在美国的起诉过程同样表现出巨大困惑，联邦司法部本来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了6名被告，但在起诉被撤销时，被告只剩5名，因为其中一名被告确认自己的误射造成一名平民死亡，他自认有罪，并在此前与检方达成协议，认罪，交出另一名误射者姓名以免于刑事处罚。结果，当法官对全部被告撤销指控时，这名“认罪”被告是否包括在内，就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相反，在起诉撤销后，一名律师对媒体说，他们本来都是参战英雄，起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显然这名律师依据的标准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在此案的刑事、民事预审过程中，遇难者家属从巴格达前来作证，他们从常规战争的规则要求，或从刑事罪角度切入，当然认为这起事件是证据确凿的“尼苏尔广场大屠杀”。刑事诉讼撤销消息传来，伊拉克政府和民众，尤其是巴格达人，包括死难者家属，他们的愤怒再合理不过。

　　是否应该以常规战争规范来要求反恐士兵，至今没有一个国际说法，而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2008年7月21日，黑水公司宣布，他们将逐步从保镖业务中撤出，公司创建人普林斯对记者说：“我们的经验对任何其他试图涉足这个行业的公司都是一个挫败，因为整个公司都要为此承担风险。”

　　只是，面对如此概念不清的战争，私人保镖可以撤出，军人无法随意离开。

　　阿富汗战争不容乐观

　　许多人曾经错判阿富汗战争，认为它比伊拉克容易解决。实际上，伊拉克的最大危机是在2005~2007年间，因强权消失后的真空而突发一年多的民众宗教派仗，导致国际恐怖组织趁乱而入。尼苏尔事件就发生在这一阶段。最后，民众厌倦混战，憎恶恐怖组织谋害平民，国内两派主动联合，配合联军联防，积极加入被称为“伊拉克之子”的军警队伍，接管治安。国际恐怖组织失去支持，向阿富汗转移。2009年，伊拉克军警基本可以自己维护治安，联军退为后备。而阿富汗的塔利班是兼营恐怖战争、有相当实力和一定民众支持的武装，有山区和巴基斯坦可以回旋，使基地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可以长期安然隐藏。

　　早在一年前，伊拉克局势得到控制，国际恐怖分子大多转向阿富汗，那里的恐怖袭击就暴增40%。我遇到过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是刚从阿富汗撤到巴格达的英国军事记者，她说阿富汗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巴格达。此后一年来，情况在恶化，根据联合国阿富汗事务部(UNAMA)发布的报告，2009年阿富汗平民死亡人数为2412人，较2008年高29.8%，是2001年秋季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2／3平民死于塔利班攻击，1／4以上由阿富汗政府军或驻守阿富汗的外国部队误杀。发生在尼苏尔的事件在阿富汗也常常发生，在伊拉克也远非仅此一桩，这一次之所以引起特别轰动，只是因为它发生在首都市中心。

　　当奥巴马还在试图说服国际社会接受抽象的“正义战争”概念的时候，尼苏尔事件的伊拉克民众反应，实实在在告诉大家，必须正视反恐战争的复杂以及战地民众的必然反弹。再退一步看，即便在法理上厘清，作出规范，战地民众仍然可能不接受现实。

　　尼苏尔事件中平民遭误杀，其根源是恐怖分子通过一系列兵民不分的袭击，使得草木皆兵的士兵非常容易出现战时误判。但是，任何人都休想让受害者及其家属、民众，绕过这个拐弯的逻辑，接受“罪责不在直接肇事者”的解释；任何人也都休想让反恐战地的民众接受奥巴马演讲中提到的反恐“战争是自我防御”的“正义战争标准”。因为反恐战争的“自我防御”不是直观上的防御，而是“以攻为防”，在战地民众眼中当然是“侵略”。塔利班很容易以此煽动民众，招募新人。

　　虽然从长远看，消除恐怖战争，能给所有国家的人民带来安全与和平，可是在漫长反恐过程中，在饱受战争威胁的阿富汗民众眼中，这仍然是“你们的”单边行为。所以，反恐部队即便有天大理由，也都非常容易形成与战地民众的对立。

　　尼苏尔事件的普适性

　　记得两年前去印度，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火车上、博物馆和旅馆大堂，如此普遍地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虽然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破枪)，感到非常惊讶。一年后，我从伊拉克回来，在美国机场看到荷枪警卫，突然意识到，这将是很多地区的常态。就连一些总体平静的国家也会有某些紧张地区，因为有过恐怖袭击和暴力冲突，使防范性的重兵警戒成为长期无法改变的状态。尼苏尔事件可能出现在任何紧张地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紧张中的一个强化因素是异族对立。我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看到，那里虽然长期有重兵防范恐怖袭击，但因是本民族部队，民众就没有“生活在枪口下”的抵触。一旦进入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混居区域，民众马上出现对异族武装人员的不信任和压迫感，更不要说冲突中的异族武装、异国军人。一些普通的反恐措施都严重影响了民众生活，例如宵禁、增设大量检查站导致交通堵塞，例如巡逻车为防止炸弹遥控器安装的信号阻断器，会导致巡经地段30米内的手机突然失灵，等等，都会引发民怨四起，更不要说误伤误杀了。

　　在一片反战声中，我曾经试图说明反恐战争逻辑上的必然。在今天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的正义战争演讲鼓掌的时候，我更想强调这只是无奈的单边战争，是战地民众很容易反弹的特殊战争，尼苏尔事件是一个象征。反恐战争非常吊诡，很容易推出对立和仇恨来，而仇恨又是恐怖袭击的新来源。我们仅从战争大局层面切入，可以看到，常规战争的误伤可能被平民无奈接受，可能并不影响战局结果；而反恐战争的平民误伤，会被敌方利用为有效动员手段，动员起来的每一个恐怖战斗员的能量都不可忽略。“9·11”作为一场成功的恐怖袭击，只有19个战斗员。

　　之所以想把尼苏尔事件从伊拉克战争的争议中剥离出来，就是因为它具有极广的普适性。一些恶性循环的规律和危险性，不仅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反恐战争中，也一样出现在宗教、文化、民族的暴力冲突中。

　　在“9·11”事件发生时，许多自以为能够置身事外的地区，此后都逐渐发现自己以不同原因和形式，置身于相似的泥淖之中。所以，国际社会抛弃偏见、切入具体问题，是迟早要做的事情。越晚，支付的代价越惨重。

　　尼苏尔事件在逼迫大家直面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