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公司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遭遇的各类安保（保镖）安全风险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与民心互联互通的巨大动力。2018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3.4亿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实施各类援外项目2000多个，输出劳务合作人员99.7万人。如此大规模的企业与人员“走出去”，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外中国企业、机构与人员的安全与利益保障的巨大挑战。

提起海外安保，人们首先会联想到的就是类似斯里兰卡爆炸的恐怖袭击事件。尽管暴恐事件由于其手段残忍、伤亡人数多、媒体影响力大，的确是海外安保必须应对的主要风险挑战，但是其发生的概率并不高。因此，海外安保需要应对的远不止暴恐一项，从近年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遭遇的各类“非生产性”安全事件来看，至少包括如下六大类型的安全风险。

第一、国际政治风险，指的是战争、外交等重大国际关系事件带来的安全威胁。典型的国际政治风险包括在外部大国干预下造成的战争与地区局势动荡，例如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2015年的也门撤侨、2017年的卡塔尔断交风波等。还有中外关系的变化带来的局势紧张。

第二、国内政治风险，指的是所在国政治局势变化和危机造成的安全威胁。其中包括国内政权更迭和党派斗争带来的政策风险，还包括国家治理失败带来的大规模政治动乱。

第三、暴恐风险，指的是出于极端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目标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事件。暴恐风险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门针对中国目标的，如2018年11月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遭袭事件。还有一类是遭遇暴恐袭击的连带伤亡。

第四、社会治安风险，由于所在国社会治安环境恶劣带来的刑事安全风险。包括抢劫、盗窃、赎金绑架等，这类风险虽然很少见诸报端，但确实海外安保日常面对的主要安全风险。

第五、劳工、环保、社区、非政府组织风险。这类风险有时候会被归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但是在不同于国内的海外政治社会法律环境下，这类风险如果处理不当，也会成为造成生产经营中断和人员伤亡的安全事件。

第六、自然灾害风险。在例如2015年尼泊尔地震、2017年多米尼克飓风、2017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8年巴厘岛火山喷发等事件中，及时顺畅地从灾区疫区撤离中国公民也是海外安保经常要应对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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