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备武术大师马明达教授谈《广州大典》的编纂工作及学术价值 保镖公司·特种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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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传承广东历史文化力作的《广州大典》计划为所收录的每种书写一个提要。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广州大典》课题研究专家、暨南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明达（右图），他指出，提要早在汉代就有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是集大成之作，成为治学的门径。其微言大义、提纲挈领，反映编纂者的思想，为后世研究和读者阅读提供参考。
大众熟悉的纪晓岚是《四库提要》的总负责人之一。《四库提要》的撰稿人很多，多是当时的著名学人，但纪晓岚总汇融贯、剪裁镕铸的作用是大家都认同的。由此可见，提要的撰写水平非常之重要，而撰写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笔者的学术根底。《广州大典》是广州有史以来所编纂的最大型的丛书，意义深远，希望能成为一部不朽的典籍，所以也广邀当世各界学者参与提要的撰写。而负责为部分文献撰写提要的作者，就是被称为文武双全的饱学之士的马明达教授。他不仅在元、明、清史学的研究上造诣颇深，在文献学上多有成就，在武术上也是声名显赫。
《广州大典》付印前夕，在马明达位于暨南大学的说剑斋中，记者与他进行了一番详谈。
马明达其人；马明达1943年出生，回族，祖籍河北沧州，出身于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家族之一——马氏通备武艺家族。他文武兼修，不仅学识渊博，还因为在古典武艺的研究和掌握上具有公认的权威地位，被少林寺聘请为当代唯一的武学指导。马先生家藏图书4万余册，多有明清善本和书画珍品，书剑并举，在学界广有佳誉。他治学严谨，著作甚多，并且精研书画，擅长书法。
马明达说，《广州大典》首先推出与张之洞有深厚渊源的《广雅丛书》，从体例上讲还有可斟酌的地方，但也反映了大典的胸襟气度。张之洞不是粤人，《广雅丛书》所收书也大都不是粤人著作，但它是粤籍学人所选所刻的“粤版书”，是在张之洞这位杰出人物的影响下产生的一部高水平的丛书。这部丛书表现出了晚清到民国初广东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这就是“粤人风格”。所以以《广雅丛书》开局，也未尝不是一种文化格局的表露。
马先生说，张之洞是他最为崇敬的乡贤，多年来，他的书斋里一直挂着张之洞的对联：“徽言自道和平福，盛业弥开正大猷”，朝夕观瞻，备受感召。他认为，张之洞是晚清改革派的主帅，勤于政事，学问宏深，为官清廉，品节高尚。他居官多年，去世下葬却要靠友人资助，但在离开广东时，却为广雅书局和《广雅丛书》留下了几十万银子的经费。今天重新影印《广雅丛书》，也是对这位被尊称为张广雅的先贤的最好纪念。
提要重在“考竟源流、辩章学术”记者：《广州大典》（以下简称“大典”）首辑《广雅丛书》即将付印，您在这部作品中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马明达：我主要参与大典的课题研究以及部分书的提要撰写。大典主要整理上下二千年广东地方文献，在其中，清代典籍最多，所占约为70%。
记者：提要主要回答什么问题?
马明达：提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选择收录这本书，二是对书作出客观、恰当的评价。
广东地方文献浩渺如海，《广州大典》将尽可能收全粤籍经典，对书的评价要遵守一个客观的原则。
提要的历史要追溯到汉代，当时人们就开始对编纂大型丛书撰写提要，主要内容有书的作者介绍、流传缘由和学术要点。提要具有时代性，体现为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每一本书都是一批学术信息的汇存，当然，后人的评价也往往有失误。现在就有很多学者在对《四库全书》的提要进行考异。总的来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考竟源流、辩章学术”。
提要有时代性和局限性，不可能一锤定音，一劳永逸，但学术上的严谨态度最重要，落笔要慎重，更要避免出现硬伤，贻笑于当世和后世。当然，少量的失误亦在所难免，以具有崇高声誉的《四库提要》而言，已故的著名学者余嘉锡就曾有大部头的著作《四库提要辨证》，指出了许多失误，成为传世佳作。
古人尚且如此，我们今天更加要注意，特别在学风不端现象非常猖獗的时下，以我个人而言，不会放弃“学品”原则。一个读了50多年书的人，身逢盛事，三生有幸，一定要保持读书人的品节观，要以谦谨崇敬的心境对待广东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要做对得往我们先辈的事。
新兴学科涌现拓宽了大典容量
记者：大典在内容上有何特色？
马明达：大典所收图书数量与《四库全书》略相近，都是3000多种，但两者的图书分类不一样。《四库全书》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分法。而大典初分40辑，图书类目比《四库全书》复杂。
《四库全书》以儒家经典和正史为主干，容纳量最大的是“子部”。而晚清到民国，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引发了知识大爆炸，国人目不暇接，于是很多书的体例和内容都和古书大不相同了。如自然科学的书，过去很少，晚清以后就多了起来。再有，古代没有专门的体育学科，相关书籍很少，也没有独立的属类，晚清民国时就出现了很多，不能不独立成为类，如此等等。总之，传统的四部分法已经不大适用了，只有另行设类。但分类是编纂工作的纲，是一项学术难度很大的工作，迄今还不能说大典的分类已经很完善了，恐怕实际工作中还会有适度的调整。
编纂大典具有多项学术价值
记者：大典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明达：第一、古籍长时间受数量上的制约，善本类书籍更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可以随意阅读，所以社会效益不显著。一般来说，大宗的古代典籍主要由图书馆收藏，可谓深藏闺中，只为少数专业学者服务。有些珍本孤本数量稀少，又星散海内外，即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有阅读机会。
《广州大典》就起到一个扩大古籍传播面积的作用，使人人有机会徜徉其中，开卷受益。对学者而言，则减少了寻求资料的时间，提供了研究上的诸多便利，有益于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提高。还有，大典将广东的古代文化成果介绍给全世界，以便于更多的人了解广东，研究广东，对集思广益和建设文化大省而言，效益不可估量。
第二、很多珍稀古籍，年代久远，质地脆弱，从保存的角度来说，已经不适合太多人去直接翻阅。这一点在广东更是如此，岭南气候潮湿，蠹虫繁育比内地为甚，对书的保存非常不利。有了大典，原本便可以采取彻底封闭保存的办法，这等于做了抢救文化典籍的工作。其实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一些孤本因为某些突发原因而遭到损毁，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前不久武当山大经堂的失火，至今让人心痛。因此，我非常支持这次的大典编纂工作，应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件“文化功德”。
第三、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希望经济成就也应该彰显在建设文化大省上。近代以来，广东在中华民族自强自救的艰难道路上，一直是走在全国前面的。如在接受西方文化、应对挑战和变革传统文化上，可谓人才济济。一大批历史伟人，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郑观音，直到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的著作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是当代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珍贵资源的精神根基。进入当代社会，广东人表现出来的创新和探索精神，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粤籍先贤和许多流寓广东的外籍人士留下的文献典籍，不但有历史价值，而且对丰富我们的知识和思维，帮助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至涵养我们人文精神和建构当代和谐社会，都是大有价值的。这份资源是广东的，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我们有责任推之全国，与全国人民共享。
编纂《广州大典》也是一项摸清楚家底的工程，是一次重要的文化盘点工作。大典提供给社会的，不是故纸堆，而是深山宝藏、大海奇珍。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的家底后，才能很好地分门别类，加以继承和发展。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讲传承，讲渊源，一直到讲师承家法，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至少是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看重它。没有深厚的文化渊源，这反映到一个人身上时，就会出现处理问题上的短视和浅薄。这种人太多，全社会都会产生浅薄化趋向，精神领域空乏，附庸风雅，焚琴煮鹤，恬不以为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品格，而图书典籍则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整理影印《广州大典》是文化建设的根基性的工作，不但有功当代，而且是千秋大业，它比修建了多少高楼大厦都更有意义。保镖，保镖公司，中国保镖，中国保镖公司，武术，威龙国际保镖公司，私人保镖，私人保镖公司，保镖培训学校，保镖基地，牟小龙，中国第一保镖，中国女保镖，女保镖，女保镖训练，国际保镖
